科举制度的功过与回响

安富国

最近读了《科举史》，那些关于科举兴废、功过是非的论述，让我颇有感悟，想和大家分享。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读起来比较枯燥，特别是第二章，占了全书一半还多的篇幅，写的都是历朝历代和科举相关的琐碎事情，对普通读者来说，价值有限。不过读到第三章，内容就开始有意思了。这部分主要从宏观角度讨论科举的作用，包括“社会阶级与科举”“官僚生活与科举”“科举与学问”这几个方面。

科举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中国古代，秦汉及以前，选拔人才主要靠推荐、举孝廉等方式，可这种方式慢慢被贵族、门阀掌控，底层人才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到了隋唐时期，强势的皇帝们意识到这种选拔办法有很大问题，于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也就是从“别人推荐”变成了“自己报名应试”，并在唐、宋时期逐渐完善，对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到了元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渐渐变得僵化，也出现了很多弊端。首先是作弊现象日趋严重，且手法愈发猖獗。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考官和考生勾结、有权有势的大臣干涉科举等问题，宋代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宋代开始有了考卷糊名的做法，但书中还是提到了苏东坡给李方叔透露试题的事。另外，落第的秀才引发的社会不安也越来越多，黄巢、洪秀全就是典型的例子。

书中还提到，读书和功利在科举时代关系密切。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里有句很有名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宫崎市定认为，近世中国的“读书”一词总带着功利的味道，和纯粹为了追求学问、提升自我的境界相差很远。

从考试内容来看，唐代科举主要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考的是经书的大义，但经书的解释有不同流派，既然要作为试题，就必须指定标准答案。经书和注释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后来科举中的经学考试就必然变成了死记硬背。到了宋代，“进士”科开始考察对经义的理解，不再只局限于背诵和模仿。

中国文学中对仗的句式从古代一直延续了下来。六朝到唐朝都很推崇四六骈俪文，到了宋朝的欧阳修，倡导写文章要表达清楚意思，为宋代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我曾经看过一个文学典故：欧阳修的“逸马杀犬于道”）。不过后来中国文学中爱好对仗的风气又兴盛起来，形成了后来的八股文。八股文的对句不局限于四六句，而是用同样长度的几句话两两相对，这样能避免单调。但后世科场中流行这种写作技巧，过于在细节上雕琢，让人觉得厌烦，而如果不写对偶句，文章就会被认为没价值。

古人准备科举考试，需要背诵大量的典籍。根据嘉庆元年的《读书分年日程》，学习经书的话，十三经中除去《尔雅》，必须背诵62万字，其中包括：《论语》1.1万字，《孟子》3.5万字，《左传》19.7万字等。我觉得，让小孩子从小背诵这些经典，吸收里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精华，这是好的方面；但因此也束缚和禁锢了无数读书人的思想，这就是不好的地方了。

历代皇帝都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改变封建分权的遗留风气，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而科举制度是和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互相配合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帮助巩固中央集权。所以有人说，科举其实是皇帝为了确立自己的专制权力，把天下的英雄都笼络住的一种策略。唐太宗曾经看着新科进士的队伍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后来有人作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关于科举的是非功过，书的末尾作者说：科举的功过就是孕育它的中国社会的功过。它的功绩在于，1300多年前就树立了如此卓越的理想；它的过失是把各种事物都笼罩在儒教的氛围里，后来又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进，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一千三百年。因为科举制度离不开中国社会，也离不开天下的发展大势。

总结一下科举制度：

1. 科举考察的是考生的个人才能，是基于自荐的选拔方式，打破了贵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

2. 学校制度因为科举的盛行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明清时期。

3. 科举并没有阻断其他选拔人才的渠道，作为他荐制度遗留的制度仍然存在，此外还有任子、胥吏等成为官员的途径。

荐书人：安富国，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经济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