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以“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的精神奠定了他崇高的历史地位，而成就其中兴功业和道德文章的重要内因，乃是他倡导践行的“廉干”之道，其核心要义是要求各级官员既清正廉洁，又干事成事。这一理念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有益镜鉴。
廉以立身 清风涤尘
左宗棠认为“廉贪”与否事关国家兴亡，故将“廉”视为做人做官的立身之本。
身居高位而不改寒素之风，左宗棠认为只有崇尚节俭，才能够广泛地施行恩惠、有利天下，而为官不贪财，实乃本分之事。早年左宗棠以幕僚而掌实权，一年之中会见政商人士数万人，无分毫私情。时有长沙常姓富商独子酒后杀人，其友递送重金求情，被他当场严词拒绝，坚持依律严办。左宗棠率军西征，所费白银逾六千万两之巨，未私吞一钱。后被封为二等恪靖侯，官至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左宗棠每年养廉银达二三万两，但只给家里寄二百两，其余皆用于公需调拨或赈灾。其自入官以来，所穿不过寻常布帛，所食不过蔬食淡饭，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他的中军帐里仅一帐一榻，被褥皆布制，与普通士卒无异。因长期伏案办公，衣袖经常磨破，他便请人专制一副套袖戴在衣服外面，以免频繁缝补。这种左氏套袖可谓既耐磨又禁脏，戴上之后，一件衣服的寿命，便从一两年提高到三五年。因左宗棠有宫保之号，有人因此作《宫保袖歌》，在西北大营传唱一时。俭为廉之基，廉为官之本。无论是微寒未达之时，还是位极人臣之后，左宗棠都能做到崇俭戒贪、慎独自守。
左宗棠为家塾题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为宗祠题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这些楹联无不透露出其鲜明的治家理念。他在家书中告诫长子孝威谨记读书是人生最为要紧之事，叮嘱夫人秋收后务必移居柳庄，让家人坚持耕田读书，可远离嚣杂之气。
左宗棠向来要求子孙自食其力，千万不可指望他的遗产，因为自己虽为封疆大吏，然而廉金多用于赈济、办学，故家中用度需省之又省。岳父周家之衰落使他深悟“财多有害”之理，如果后辈能谨慎持家，则不至困厄。但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以沉溺为欢娱，则自己身后留下的财富愈多，后辈们所犯的过错就愈多。如此这般殷殷嘱托，实乃传家久远最可宝贵的精神滋养。
实干担当 山河砺志
左宗棠所言之“干”是指勤勉务实能干，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标准有四。
一为勇于担当。身处国家积贫积弱、官场腐朽不堪之晚清，左宗棠是逆流而上的孤勇者，他以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面对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海防与塞防”之争的乱局，他目光如炬、声震寰宇：“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强调西北安危关乎国家根本。64岁时受命督办新疆军务，誓言跨马横戈、效命疆场，行军途中咳血不止仍拒绝休养，并下令抬棺随行，发誓不收复伊犁，决不生还玉门关。73岁时受命督办福建军务，亲自部署沿海炮台，直言自己身骨可朽，而报国之志始终不泯。值得铭记的是，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期间极为关注台湾的开发与治理，视新疆与台湾为陆海双翼，同属“塞防”与“海防”关键节点，分析台湾作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之极端重要地位，并于1885年7月上呈《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镇慑折》，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办理。”这是呼吁台湾建省的先声。不久清廷采纳其建议，下诏台湾建省，首任巡抚为刘铭传。左宗棠提出使台湾从边陲岛屿升级为行省的主张，无疑极具战略眼光，是其敢于任事、勇于担当的生动体现。
二为经世致用。左宗棠曾主张“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他终生潜心钻研地理、农学、水利、兵事、洋务等实学，曾亲自绘制全国与各省地图并编写《朴存阁农书》，这些“有用之学”为他日后处理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寻找救国救民良策提供了扎实的知识储备。左宗棠有感于西方所恃在坚船利炮，认为能自造轮船是中国自强的关键一招，故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但他办造船厂绝非简单购买外国船舰，而是确立了“借才异域”与“培育本土”相结合的战略，明确要求外国工程师和教师在五年内必须教会中国船匠能自己监造和驾驶轮船，从而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在征战西北期间，他依托当地羊毛资源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呢厂，旨在充分利用当地有利条件，以绝外洋倾销之害。他创设的甘肃制造局，为西北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被视为西北近代军事工业开端。
三为躬亲实践。左宗棠在治军理政中坚持凡事亲力亲为。作战前他常通过商人、旧部广泛搜集情报，并对进军路线、水源、草场等进行详尽分析。每次驻营前，他必先勘察地势，再研判敌军动向。他对粮饷转运、军械制造等细节了如指掌，曾亲自核算制造一辆军车所需具体费用，以防虚报。他亲临张掖、酒泉等地勘察水渠，推行“均水制”、开凿“左公渠”而使荒地变为沃野。他在西征途中带领官兵广植柳树、杨树和沙枣树，既巩固了路基，又荫蔽了行人，并在奏折中详细载明种树数量，时人有“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赞誉。时至今日，绵延数千里的“左公柳”历经百年沧桑仍年年青绿、春风常度。
四为注重实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作决策，左宗棠十分讲究结果导向，注重实际效果，认为“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在收复新疆之战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缓进急战”方针。“缓进”是指用从容开展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等周密部署，增强军队战斗力。“急战”则是顾及到国库空虚，西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一旦开战，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速战速决、一击制胜。他还创立了“塘站”制度，将运输、通讯、补给点集成于一体，鼓励军民结合，让军队在战区间移动时，动如蜂窝，随时得到补给和支持，以高效的后勤网络为打胜仗提供坚强保障。左宗棠认为治疆之道，首在安民，安民之要，则在于足食兴教，故大力推行军屯民屯、屯田戍边的长期战略，下令军队战隙即耕，以耕养战。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之势和西征大军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对新疆实行切实有效的管辖，“期收一气呵成之效”。清朝政府经反复筹划，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和治理新疆之策，其实效惠及后世良多，已是不争的事实。
刚柔并济 治吏兴邦
左宗棠明确提出察吏首重“廉干”，他在向朝廷举荐人才以及致友人书信中，多次提到这一点，认为“非精细廉干者不足当之”，因为廉而不干，则无法成事，干而不廉，则危害尤甚，唯有“廉干”并重，方为称职。为整肃吏治，选任“廉干”之才，左宗棠力推刚柔并济的治吏之策。
一方面，左宗棠力主铁腕治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左宗棠主张治腐当从百姓看得见、受得住处下手，若只查小吏、不碰要职，只整虚文、不纠实弊，便是自欺欺人。史载甘肃总兵周东兴冒销赈粮，左宗棠据实奏报朝廷，将这位武职二品大员军前正法；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一意营私，声名狼藉，被迅即撤任查办，为其设词开脱者亦受到相应处分；库车最高行政长官阿卜都拉勒索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白银千余两，经查实后被就地正法。
另一方面，左宗棠又主张“训恤”并重。“训”就是教育引导官员，以正言行操守。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他专门选辑了于成龙等名宦十八篇专论吏治的文章，精编《学治要言》一书，分发给各级官员阅读并作为考核标准，要求官员自守严正安重，杜绝轻言妄动，不贪图小利，不爱好侈靡；“恤”就是在物质上、精神上关心下属，力保其生活无虞。他明确要求对于派去条件艰苦州县的官员及各监司道府，均须给予数额明确的津贴，以免其因收入过低而盘剥百姓，甚或贪墨公帑。
事实上，左宗棠带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廉干”队伍，其麾下功勋卓著而同时以清廉名世者不乏其人。收复新疆的头号猛将、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死后，行篋中只有几份奏折；西征军主力嵩武军统领、山东巡抚张曜死后，其所得廉俸俱已散尽；陕西巡抚刘典，一路跟随左宗棠管钱、管物、管事，其身后萧条竟至无以为殓。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于福州溘然长逝。左宗棠一生才气纵横、性刚行峻，其豪迈性格常招致臧否不一的评价，直至朝廷颁布上谕对他盖棺定论：“学问优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左宗棠的“廉干”之道实乃弊窦丛生的晚清危局中一抹难得的亮色，给这个在千年帝制黄昏中苦苦挣扎的末代王朝增添了些许动人的光彩。（作者左文简介：山东省枣庄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代理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
